第236章 借王学之势 行自家之道

    苏遁静静地听完叔父的话,然后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叔父,侄儿必须去汴京。”

    苏辙眉头皱起:“为何?”

    苏遁看着他,目光平静而坚定:“因为侄儿需要的,不是‘避风头’。”

    “侄儿需要的,是让这套理论,传遍天下。”

    “留在筠州,着书立说,固然安全。”

    “可书要传出去,要让人看到,要让人信服,要成为‘天下之公器’,就必须走出去。”

    “汴京是天下士子汇聚之地。”

    “那里有最聪明的头脑,最激烈的争论,最挑剔的眼光。”

    “侄儿这套理论,若能在汴京立住脚,那才是真的立住了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,声音依旧平稳:“叔父方才说的那些风险,侄儿也都想过了。”

    “天子多疑,章惇狠辣,朝堂上那些人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攻击苏家的机会。这些,侄儿都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可正因为知道,侄儿才更要去。”

    苏辙看着他:“怎么说?”

    苏遁道:“昨夜之前,侄儿只是‘苏轼之子’。那些人要攻击侄儿,只需要说一句‘元佑余孽’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昨夜之后,侄儿是‘一代儒宗’。”

    “要攻击一个‘一代儒宗’,就不能那么简单了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得拿出真本事来,得在道理上驳倒侄儿,得在学问上胜过侄儿。”

    “否则,天下士子不会答应。”

    他微微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笃定:

    “叔父,这才是侄儿为自己打造的铠甲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权势,不是财富,是这套理论,是这套学问,是这千千万万愿意相信这套理论的人。”

    苏辙沉默了很久,半晌问道:“所以,昨夜你并不是一时兴起,而是早有筹谋?”

    苏遁微微一笑:“是,也不是。”

    “侄儿那些话,虽然是临时讲的,但那套东西,却不是临时想的。”

    苏辙目光一凝。

    苏遁起身,朝院中侍立的高俅招招手。

    高俅进了书房,向苏辙行了礼,将怀中的包裹放在了书桌上,然后退了出去。

    苏遁解开包袱系绳,里面是一叠厚厚的文稿。

    最上面是一篇《原道》。

    开篇赫然写着:

    “道者,何也?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。先王之道,本于人情,达于物理,成于法度,行于教化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然物理者,非独典章制度之谓也。天地之大,草木之微,鸟兽之动,器物之变,莫不有理。格之则知,知之则用,用之则利。此所以开物成务、利用厚生也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盖君子之为政,立善法于天下,则天下治;立善法于一国,则一国治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第二篇《原性》:

    “性者,心之体也,未发之中;情者,心之用也,接于物而后动。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心者,万事之本。治天下当以治心为本。修其心治其身,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第三篇《原人》:

    “有阴有阳,新故相除者,天也;有处有辨,新故相除者,人也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第四篇《论学》

    “学者,效也。效者,格物理以明其然;习者,履践也。格物理而后能知,履践而后能行。知行合一,学之成也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学者,学以致其道也。学不足以经世,则学之何益?

    经术者,所以经事务也。果不足以经事务,则经术何赖焉?

    “所谓文者,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……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第五篇……

    第六篇……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苏辙一份一份地翻着这些文稿,越翻心里越惊。

    “盖君子之为政,立善法于天下,则天下治;立善法于一国,则一国治”出自王安石的《周公》;

    “修其心治其身,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出自王安石的《洪范传》;

    “性情一也”“人生而有之,接于物而后动”出自王安石的《性情》;

    “有阴有阳,新故相除者,天也;有处有辨,新故相除者,人也。”出自王安石的《字说》;

    “所谓文者,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”出自王安石的《上人书》;

    “经术者,所以经事务也”是王安石当年奏对神宗皇帝的话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苏遁的文章里,处处可见王荆公“新学”的影子——

    那对“经世致用”的强调,对“开物成务”的推崇,对“法度”与“心性”关系的处理,分明是借用了王荆公“新学”的框架。

    可奇妙的是,这些王学的骨架,被他填上了自己的血肉,最后长出来的,却是全然不同的东西。

    《原道》里,他借用了王安石“立善法于一国,则一国治”的说法,却又表示“天下之事,不难于立法,而难于法之必行”,强调“法非从天下,非从地出,发于人间,合乎人心而已”。

    荆公讲立法,他讲行法;

    荆公讲法度,他讲人心。

    《原性》里,他借荆公“修其心治其身,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之说,阐述自己的“致良知”,对接自己的“知行合一”。

    然而,荆公讲“修心”,是为了治身,为了为政,为了治天下。这是外王的功夫。

    苏遁讲“致良知”,也是要治身,却并不非要“为政”,他说,百姓日用即为道。

    不是非要当官,只要能博施济众,做什么都是行圣人之道。

    荆公的“心”,是工具;

    苏遁的“心”,是目的。

    荆公讲“经术以经事务”,是为了培养能吏,为了变法图强。

    苏遁讲“经术以经事务”,是为了“格物致知”,格的不只是经籍典章,更是天地万物。

    草木虫鱼、舟车器械、农田水利——

    凡物皆有理,凡理皆可格。

    还要有良知,还要知行合一,还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身、验知、成德。

    荆公的“经术”,是通向治国的门;

    苏遁的“格物”,是通向万事的路。

    最让苏辙震撼的,是《原人》里的论述。

    苏遁借荆公“有处有辨,新故相除者,人也”之说,却接着写道:

    “故曰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人每日格物,每日致知,每日新其德,故日日新。

    国除积弊,立新法,新其政,故亦日日新。

    然新故相除者,非必向好也。

    天有阴阳,晴霁之后或继以风雨;

    人有进退,成德之后或堕于怠忽。

    新者未必善,故者未必恶。

    唯有格物以致其知,察其所以然,辨其所当然,则知何者为当除,何者为当立,何者为当因,何者为当革。

    故君子之治学也,必究其理;君子之治政也,必循其道。

    理明则知所取舍,道得则知所从违。

    实事求是,各因其宜,则新故相除,皆归于善矣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荆公讲“新故相除”,是为了证明变法是顺天应人。

    苏遁讲“新故相除”,是为了让人明白——

    变化本身无所谓好坏,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了事物变化的规律。

    掌握规律,实事求是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——

    这样,变化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
    否则,变了也白变,甚至可能变得更糟。

    苏辙拿着文稿的手微微发颤。

    这孩子,是故意的。

    他把王学的框架、王学的概念、王学的术语,都拿来用。

    可填进去的,是自己的东西。

    他这是借王学之势,行自家之道。

    王荆公“新学”如今是官学正统,是“绍述”的旗帜。

    他这套学问里处处援引王学义理,一脉相承,又推陈出新。

    日后若有人要攻讦他,就得先掂量掂量——

    这到底是在驳斥苏遁,还是在质疑王荆公?

    这孩子,不只是想好了理论,连怎么让这理论活下去,都想好了。

    苏辙放下文稿,抬起头,看着眼前的少年。

    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落在他稍显稚嫩的脸上。

    苏辙忽然想笑。

    蔡卞要是知道,一个十三岁的少年,写了这么一套东西,处处援引荆公,处处借荆公的话说自己的理,却处处翻出新意,只怕要坐不住了。

    这孩子,是来抢“王学正统”这块招牌的。

    抢得光明正大,抢得理直气壮。

    蔡卞身为王荆公的女婿,自诩王学正宗。

    可他根本就没用心做学问,不过是借荆公之名,行揽权之实。

    而苏遁这套东西,是真的把荆公的学问消化了、吸收了,然后往前走了一步。

    蔡卞拿什么跟他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