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0章 孔颖达：衡水鸿儒，万世经师
北齐武平五年，公元五百七十四年，冀州衡水孔家诞下一名男婴，取名孔颖达，字冲远，后世亦多称仲达。
此地地处燕赵腹地，自古文风绵长，而孔家根基更为特殊——他是圣人孔子第三十二代直系后人，自西汉孔福一脉迁居冀州，历经北魏、北齐数代，世代以儒传家，绝非寻常耕读门第。
祖父孔硕，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，朝堂之上素来刚直，执掌监察，肃清地方风俗；父亲孔安，北齐青州法曹参军，掌一州律法，为官宽和清廉，闲暇之时只以经书为伴。两代长辈的言传身教，早早为孔颖达铺好了治学修身的道路。旁人世家子弟多追逐车马游宴，孔家书房却常年烛火不熄，经、史、礼、传整齐陈列，孩童自落地起，耳边便是诵读诗书之声。
彼时天下尚未归隋，北齐政权摇摇欲坠，南北分裂近三百年，战火时常侵扰河北大地。寻常百姓只求安稳度日，孔安却认定，乱世之中唯有经学不会覆灭，哪怕家境时有拮据，也绝不耽误幼子读书。孔颖达八岁正式开蒙，甫一入学，便展现出碾压同龄人的惊人天赋。史书白纸黑字记载：每日诵读记忆千余文字，入夜反复温习，从无嬉戏贪玩之时，小小年纪便能通篇默记大部头《三礼义宗》，令授课先生瞠目结舌。
同龄孩童尚在辨识简单字词，孔颖达已经能辨析三礼之中繁杂礼制，区分吉凶宾嘉各类仪轨。旁人读书需要反复讲解数十遍方能领会，他粗读一遍便能梳理脉络，提出旁人想不到的疑问。邻里儒生常登门与孔安论学，孩童立于一旁静静旁听，偶尔插一两句话，直击辩论症结，满堂成年人无不惊叹。有人私下议论，孔氏先祖文脉再度降生，这孩子将来必定震动天下儒林。
天赋之外，更难得的是极致勤勉。衡水夏日酷暑，蚊虫肆虐，他伏案抄录经注，衣衫浸透汗水也不肯停歇；冬日苦寒，砚台结冰，双手冻得红肿，依旧捧着书卷不肯放下。家中藏书有限，听闻周边乡绅藏有稀见经本，便徒步数十里登门借阅，亲手誊抄，按期归还，从不延误。
年岁渐长，孔颖达系统钻研五大儒家核心典籍：服虔注解的《春秋左传》、郑玄作注的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、郑玄笺释的《毛诗》、王弼注解的《周易》。不止熟读经文注疏，他还博览诸子杂论，兼修历法算术，写文章行文流畅，说理透彻，兼具北学考据扎实、南学义理通透两大长处。魏晋南北朝南北经学分裂百余年，北方学者偏重字句考据，繁琐细碎；南方学者侧重义理阐发，简约空灵，极少有年轻儒生能融会贯通两派学问，孔颖达却是罕见的例外。
少年成名，他却全无半分骄矜，始终保持谦卑求学之心。冀州境内名望最高的大儒刘焯，学识贯通经史、天文历法，门生遍布河北各州，寻常青年登门求教，刘焯多有怠慢，自持学问盖世，极少耐心指点后辈。孔颖达久闻其名，专程登门拜访，初时刘焯见来人只是二十出头青年，态度冷淡，礼数疏失，并未将他放在眼中。
孔颖达并未气恼，落座之后，依次抛出研习多年积攒的经学疑难，从《尚书》古今文字分歧，到《左传》礼制矛盾，再到周易象数义理冲突，层层递进，提问精准深刻。刘焯起初随意应答，几番问答过后，渐渐收起轻视，越听越是心惊，眼前年轻人对各家注疏烂熟于心，见解远超自己门下成年弟子，很多争议点连自己都未曾细致推敲。
一番论辩结束，刘焯彻底折服，当即改容相待，诚心与他探讨学问，再三挽留孔颖达在家中常住，日夜切磋经义。孔颖达另有治学规划，婉言辞别，刘焯百般不舍，一路送至门外，连连感慨，此生见过无数儒生，如此天资悟性者，仅此一人。此番拜师论学，是孔颖达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学术历练，为他日后统合南北经学埋下关键伏笔。
彼时隋文帝已经取代北周，平定南陈，天下一统，结束数百年分裂局面。朝廷大力复兴儒学，各州广设官学，科举明经科目正式推行，依靠通晓经书便可入朝为官。孔颖达正值青年，恰逢治学最好的时代，他本可直接奔赴郡府讲学，或是参与州县举荐，却选择闭门深耕数年，打磨学问，等待合适时机，以真才实学立身朝堂，不依靠孔氏先祖的虚名博取优待。
旁人都劝他趁早出世，抓住朝廷重儒的风口，孔颖达自有考量：南北经学纷争百年，各家注解互相攻讦，同一典籍多种解读，谬误遍地，若自身学问根基不牢，日后即便身居高位，也无力梳理混乱的儒学体系。数年蛰伏，他走遍冀州、赵州各地，寻访民间散落的旧抄经卷，对比南北不同版本，逐条校勘文字差异，记录各家学说长短，厚厚数十本笔记堆满书房，青年时代的积累，化作一生治学最坚实的底气。
隋炀帝大业初年，三十出头的孔颖达赴京参加明经科举，答卷引经据典，辨析义理清晰通透，一举考取高第，被授河内郡博士，执掌一郡官学，教化本地学子。此时的他，已经是河北一带小有名气的经师，郡内生徒数百，凡听过他讲学之人，无不心悦诚服。
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，也曾有心彰显文治，下诏征集天下各郡儒官齐聚东都洛阳，命国子监、秘书省学士与各地儒官公开论辩五经义理，择优评定等次，意在选拔顶尖儒学人才，扩充中央文教体系。各地饱学宿儒纷纷奔赴洛阳，其中不少人年过六七十，钻研经学数十年，在地方拥有极高声望，论辩场上本以为胜券在握。
这场洛阳经学大辩，成了孔颖达人生第一次全国性高光时刻。朝堂论经，规则严苛，众人轮流登台，互相诘难，谁无法自圆其说，便当场落于下风。一众老儒轮番发难，从《诗经》训诂到《礼记》礼制，从《春秋》史事评判到《周易》玄学阐发，各种刁钻问题接连抛向众人，不少中年儒官当场语塞，难以辩驳。
轮到孔颖达登台，全场目光汇聚而来，所有人都看得出，他是在场最年轻的参与者。面对诸位前辈的轮番诘问，他从容不迫，条理清晰，既能引北学考据佐证字句，又能用南学义理阐释核心内涵，兼顾各家所长，指出诸多宿儒固守一派、偏狭片面的疏漏之处。每一次反问、每一段阐释，逻辑严密，论据充足，台上负责评判的礼部官员频频点头，台下听众满堂寂静，只剩他清晰的讲学之声。
整场论辩持续数日，最终评定高下，孔颖达名列第一，拔得头筹。消息传遍东都，朝野皆惊，一个三十余岁的郡级博士，竟凭一己之力，碾压全国饱学老儒，一时风头无两。隋炀帝欣赏他的才学，下旨补授太学助教，进入国家最高学府授课，距离儒林巅峰仅有一步之遥。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那些在论辩场上输给年轻后辈的老儒，心中羞耻愤恨，无法接受自己钻研一辈子经学，反倒被后生晚辈驳倒。这群宿儒气量狭隘，不反思自身学问局限，反倒将所有怨毒记在孔颖达身上，暗中商议，要除去这个抢走所有人风光的年轻人。
几人暗中出资，收买亡命刺客，计划寻机刺杀孔颖达，铲除心头大患。风声提前走漏，孔颖达得知消息后心惊不已，一介文人无自保之力，身处东都，四面八方皆是暗藏的杀机，随时可能遭遇不测。危急关头，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爱惜人才，知晓一众老儒卑劣行径，不忍一代大儒就此殒命，当即出面庇护，将孔颖达秘密安置在自家府邸深处，闭门不出，避开刺客搜寻。
靠着杨玄感的周全保护，孔颖达才躲过这场无妄之灾，保住性命。经此一事，他看透儒林之中藏有的狭隘倾轧，心中生出感慨：学问本该包容互通，奈何不少学者固守门户之见，争名夺利，不惜伤及他人性命。可他并未因此放弃经学之路，只是更加谨慎低调，潜心讲学，不再刻意争强好胜，只一心校勘经书，教书育人。
安稳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隋炀帝好大喜功，连年征伐高句丽，征调天下民力，百姓不堪重负，各地起义接连爆发，天下再度陷入大乱。洛阳战火四起，太学停办，官署溃散，杨玄感后来起兵叛乱失败身死，失去庇护的孔颖达只能离开东都，一路向南躲避战乱，最终落脚虎牢关一带，隐居避祸。
虎牢地处险要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局势动荡不安，四处流兵劫掠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孔颖达舍弃官身，不再谈论朝堂经学，平日里隐居山野，收少量弟子授课，依靠微薄束修糊口。即便身处乱世，颠沛流离，他依旧随身携带多年校勘的经籍手稿，一有空便整理修订，从未中断治学。身边人都劝他，乱世之中读书无用，不如弃文务农保全性命，他却始终坚信，王朝更迭只是一时，儒家经典承载文明，永远不会消亡。
数年隐居岁月，他亲眼见证隋朝分崩离析，各路诸侯逐鹿中原，王世充占据洛阳，割据河南，虎牢落入王世充势力范围。孔颖达蛰伏于此，静观天下大势，等待能安定天下、复兴文教的明主，而这个人，很快便领兵来到虎牢关外。
唐武德四年，秦王李世民领兵东征，攻打盘踞洛阳的王世充，大军围困虎牢，一战击溃敌军，平定河南全境。李世民素来重视文治，行军途中四处寻访天下名儒，听闻虎牢隐居着孔子后人、洛阳论经魁首孔颖达，当即派人登门延揽。
年近五十的孔颖达，半生历经北齐、隋两朝，见证乱世流离，见李世民胸怀开阔，求贤若渴，又有平定四方、安定百姓的雄才大略，心中认定这是能复兴儒学、一统文教的明主，欣然接受征召，进入秦王府，成为文学馆学士。
李世民设立的文学馆，是初唐最负盛名的人才聚集地，选拔十八位饱学之士入馆，后世称“秦府十八学士”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虞世南、褚亮等顶尖谋臣、文豪皆在其列。众人平日陪伴秦王论古今治乱，商讨治国方略，闲暇时分辨析经史、诗文唱和。十八学士各有所长，有人擅长谋划军政，有人精通书法诗文，孔颖达则独掌经学，但凡秦王有经书礼制疑问，皆由他详细解答。
彼时秦王与太子李建成储位之争暗流涌动，朝堂局势微妙，多数学士频繁献策，谋划朝堂权争，孔颖达始终保持分寸，极少参与朝堂派系谋划，日常大多居于馆中，整理散乱经籍，为秦王、府中幕僚讲授五经要义。李世民深知他性格中正，无争权夺利之心，纯粹一心治学，愈发敬重，时常单独召他入宫，抛开军政事务，只探讨儒家治国之道。
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事变爆发，李世民顺利登基，即为唐太宗。大局安定之后，太宗第一件事便是整顿文教，深知历经四百年分裂，南北经学杂乱，典籍文字讹误百出，各地儒生所学版本各不相同，不利于教化天下、推行科举。他即刻提拔府中学士，孔颖达被擢升为国子博士，执掌中央官学教学，封曲阜县男，赐予食邑，兼任给事中，得以时常入宫觐见，随时进言献策。
唐太宗初登帝位，励精图治，时常向群臣询问修身治国之道。一次退朝后，太宗单独留下孔颖达，抛出《论语》中的名句发问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此句应当如何理解？”
看似简单的典籍释义，实则暗含帝王修身的深层提问，若是普通儒生，只会简单解释普通人谦逊的道理，孔颖达却结合君主身份，层层深入作答：圣人立此教诲，核心是教人常怀谦德。自身身怀才干，不可恃才自傲，仍要向能力不足之人请教，查漏补缺；自身学识广博，仍自认浅薄，向见识寡淡之人求取新知；心中满腹学识，外表不露锋芒；内里充实有道，姿态谦卑虚空。
这番道理不只是约束普通百姓，帝王更要恪守。君主胸中自有洞察世事的神明，外在却需沉静内敛，深藏思虑，让人无法轻易揣测心意。《易经》所言“以蒙养正，以明夷莅众”，便是帝王修身准则。倘若身居至尊之位，刻意炫耀才智，凭借身份欺凌臣下，掩饰自身过错，拒绝忠言劝谏，君臣之间便会隔阂疏远，上下心意不通，自古以来王朝覆灭，大多源于君主自满张扬，堵塞言路。
一席话落点直指帝王治国弊病，没有刻意奉承，全是中肯警醒之言。唐太宗听完大为触动，深以为然，当场称赞孔颖达阐释透彻，点醒自身，此后但凡研读经书，必先召孔颖达陪同解读，朝堂之上涉及礼制、经义的商议，也优先采纳他的意见。
任职给事中期间，孔颖达多次借着讲经的机会，向太宗进献忠言，规劝君主轻徭薄赋、虚心纳谏、克制奢靡，每一次上疏都引儒家经典为依据，有理有据，言辞委婉却立场坚定。太宗欣赏他的刚直，先后赏赐丝绢、金银，数次晋升俸禄，朝中不少官员想要攀附这位帝王近臣，登门送礼结交，全被孔颖达一一回绝，家中陈设朴素，从未凭借帝王信任谋求私利、结交朋党。
贞观六年，孔颖达升任国子司业，国子监副长官，辅佐国子祭酒管理全国最高学府，统筹各地官学教学规范。一年之后，朝廷增设东宫僚属，他兼任太子右庶子，专职教导储君李承乾，既要主持国子监讲学，又要每日入宫为太子讲授五经，身兼两职，事务繁杂，却从未懈怠分毫。
教导太子是极为棘手的差事，储君一言一行关乎国本，劝谏过重容易招致太子怨恨，言辞温和又难以起到教化作用。孔颖达秉持师道，不偏不倚，授课之时严格规范，但凡李承乾举止违背礼法、贪图享乐、荒废学业，他都会当场直言规劝，不留情面。
李承乾年少之时尚能静心听讲，年岁渐长，沉溺嬉游，多次违背礼制，疏远贤臣，亲近宵小。东宫乳母、身边近侍都劝说孔颖达，太子身份尊贵，不必太过严苛，以免引祸上身。孔颖达回答得坦荡：“我蒙受朝廷厚恩，身负教导储君重任，若眼见过错闭口不言，便是辜负君上托付。规劝太子，纵使招致记恨，我也毫无遗憾。”此后劝谏愈发恳切直白，可惜李承乾心性已然偏移，始终难以听进劝诫，为日后储位倾覆埋下隐患。
除讲学授课之外，孔颖达还受太宗诏令，联合魏征、颜师古等文坛重臣一同修订《隋书》，梳理前朝兴亡得失。修史过程中，他负责梳理隋朝文教、礼制相关篇目，凭借深厚经学功底，考证隋朝儒学兴衰、礼乐制度沿革，史料考据严谨客观，不掺杂个人主观褒贬，成书之后，众人皆称赞其史笔公允，有良史之风。同时他参与修订大唐五礼，校正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各类礼仪规范，统一全国礼制标准，修订完成后，朝廷进封他为子爵，赏赐丰厚宅邸田产。
贞观十二年，朝廷人事调整，孔颖达正式拜国子祭酒，成为国子监最高长官，等同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，掌管大唐所有官学、博士、生徒，统筹天下儒生教学标准。此时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，须发花白，依旧每日准时前往国子监，登坛讲经，面对数千国子生，声音洪亮，义理剖析通透，每逢国子监举办释奠祭祀孔子大典，都由他主讲核心经书，接受百官、学子问询辩驳。
贞观十四年，太宗亲临国子监参加释奠大礼，祭祀先圣先贤，典礼之上命诸位儒官轮番讲经，群臣、国子监生徒当场提问诘难，考验诸位经师功底。一众博士、学士轮番开讲，面对众人追问，多有应答局促之时。轮到孔颖达主讲《孝经》，开篇立论高远，分段阐释条理分明，台下百官、儒生接连抛出各类疑难，层层诘难，他对所有问题从容应对，引经据典，无一处疏漏，辩驳逻辑牢不可破，满堂之人无不叹服。
典礼结束，唐太宗专门下亲笔诏书褒奖孔颖达，赞词极尽推崇：洪钟待叩，扣无不应；幽谷发响，声无不答。文思如泉水奔涌，辞藻似兰草芬芳；当今再出关西孔子，隋末伏生重现人间。将他与西汉经学泰斗伏生并列，称其为当世圣人，这份赞誉，整个初唐儒林，仅此一人可得。
身居国子祭酒高位，手握天下文教大权，孔颖达从未滋生骄奢之心。朝堂之上，有人劝他培植门生，拉拢朝中儒生形成派系，稳固自身地位，被他直接拒绝。他认定治学、教化贵在公正，若利用职权结党，便玷污儒学纯粹；各地学子慕名登门拜访求教，无论出身贫寒还是官宦子弟，他都一视同仁，耐心答疑，寒门生徒前来求学，时常无偿赠送手抄经卷，从不索取财物。
自魏晋南北朝分裂四百余年，儒学长久处于分裂混乱状态，最大弊病分为两点：其一，经书流传数百年，多次战火焚毁、民间辗转抄写，文字错漏、字句歧义数不胜数，同一篇经文，南北版本文字差异巨大，儒生研读极易混淆；其二，经学分化南北两大学派，北学繁琐考据字句，南学简约阐释义理，郑玄、王弼、杜预、服虔等各家注解各成体系，互相驳斥，没有统一标准。
大唐一统天下，推行科举取士，全国各地学子依据不同版本、不同注解备考，考官评判没有统一依据，教学、考试乱象丛生，极不利于中央思想统一与教化推行。唐太宗登基之后，早已看清这一核心难题，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，整理出官方标准《五经定本》，解决经文文字错乱问题；文字校正完成后，急需一套统一、权威、整合各家长处的官方义疏，规范所有儒生对五经的解读，这项千古重任，最终交到孔颖达手中。
贞观十二年，太宗正式下诏，以国子祭酒孔颖达为总负责人，牵头组织全国顶尖儒官，编撰五经统一义疏，参与修书学者多达五十余人，包含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等各领域经学名士，规模堪称前无古人的国家级文化工程。
接手这项浩大工程，孔颖达深知其中难度远超寻常着书。五部经典合计卷帙浩繁，每一部都要梳理汉、魏、两晋、南北朝数百位学者的注解，区分优劣，整合南北学说，还要坚守“疏不破注”核心准则：尊重前代公认权威古注，疏解文字、阐发义理之时，不随意推翻原有注解，只补充阐释、纠正后世衍生谬误，平衡南北经学分歧，不能偏袒任何一派。
工程启动之初，团队内部便产生巨大分歧。北方儒生坚持以郑玄北学为主，批判南学空洞虚无；江南来的学者推崇王弼、杜预南学注解，认为北学考据冗余繁杂，两派学者各持己见，争论不休，修书进度一度停滞。孔颖达作为总领，从中调和，定下编撰核心思路：不偏南、不倚北，取两派精华，剔除两派弊病。字句训诂借鉴北学严谨考据，义理阐释吸收南学通透思辨，凡是前代名家合理观点全部收纳，门户偏见、偏激论述尽数删去，形成兼容并蓄的完整体系。
整部编撰流程条理清晰，分工明确，孔颖达统筹全局，审定每一卷文稿，逐字逐句校对，但凡文稿出现偏袒学派、考据疏漏、释义模糊之处，一律打回重新修订，绝不敷衍放行。每日处理堆积如山的书稿，白日处理国子监公务，夜晚伏案审定文稿，常常伏案至深夜，年过六旬依旧日夜操劳，身边弟子多次劝说保重身体，他只说此书关乎后世千年儒生治学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。
五部经书分工各有侧重：
《周易正义》十四卷，采用王弼、韩康伯流传最广的注本，融合南北象数、义理两派解读，梳理魏晋玄学易学与传统儒学的融合边界；
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，依托梅赜孔安国传本，考证古今文字差异，辨析伪书疑点，校正历代解读偏差；
《毛诗正义》四十卷，以毛亨传、郑玄笺为根基，整合齐鲁韩三家诗说，厘清草木名物、国风礼制；
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，五部之中篇幅最长，郑玄注为核心，梳理三礼繁杂礼制，调和南北对礼仪制度的不同解读；
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三十六卷，取用杜预集解，梳理春秋史事，平衡服虔、杜预两家长期分歧。
整套典籍合计一百八十卷，内容覆盖五经全部经文、古注、官方疏解，从前代数百种零散义疏中筛选整合，剔除重复、偏激内容，统一解读逻辑，彻底终结四百年来经学门派纷争的乱象。
编撰过程耗时整整两年初稿成型，最初团队拟定书名为《五经义赞》，呈递唐太宗御览。太宗通读部分篇目，大为满意，认为此书确立千年经学正统，为天下儒生树立公正、标准的治学标杆，亲笔赐名《五经正义》，下旨颁布天下官学，作为官方唯一标准教材，科举考试所有经义题目，解读标准全部以此书为准。
初稿完成后，孔颖达并未放松，深知内容体量庞大，多人分工撰写难免存在疏漏，主动请求组织学者二次覆审，逐条核查释义矛盾、考据错误。贞观十七年，七十岁的孔颖达精力衰退，常年伏案落下肩颈、眼疾，身体难以支撑繁重政务与修书工作，多次上表请求辞官致仕，太宗爱惜他的才学，数次下诏挽留，再三请求之下，才准许他卸除国子祭酒实职，以散骑常侍、上护军身份保留俸禄，居家休养，却依旧命他牵头负责《五经正义》后续覆审修订工作。
即便居家休养，孔颖达依旧每日核对修订书稿，持续完善内容，直至贞观二十一年，全书覆审工作全部收尾，所有谬误校正完毕，完整定稿封存。可惜定稿完成次年，孔颖达便与世长辞，没能亲眼见到此书大规模刊刻、通行天下。高宗永徽四年，长孙无忌奉旨带领群臣再次全面刊定《五经正义》，正式向全国颁布，从此成为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近一千三百年科举考试的法定标准教材，天下读书人想要入朝为官，必须熟读孔颖达主持编撰的这套典籍，影响力贯穿整个古代封建社会。
后世史学家评价，孔颖达编撰《五经正义》，相当于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工程：西汉郑玄整合今古文经学，而孔颖达整合分裂四百年的南北经学，两部着作前后呼应，共同搭建起传统儒学完整体系。若无这套统一典籍，唐代科举、文化统一都无从谈起，华夏经学恐怕会持续分裂，难以形成完整传承脉络。
卸任国子祭酒、居家休养之后，孔颖达并未彻底远离朝堂，太宗依旧时常召他入宫，探讨经书、商议礼制，遇有重大典礼、经义争议，必登门征询他的意见。彼时太子李承乾行事愈发荒唐，亲近奸佞，大修宫室，沉迷声色游乐，荒废学业，甚至暗中培植私党，君臣、父子隔阂日渐加深。
孔颖达虽不再专职东宫授课，心中依旧放不下储君教化重任，但凡听闻李承乾违背礼法之事，便寻机会当面规劝，言辞恳切尖锐，完全不顾及触怒太子的风险。李承乾身边近侍全都不敢直言过错，唯有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儒，次次不留情面指出储君过失。
一次东宫修建奢华亭台，耗费大量国库钱财，李承乾整日在亭中宴饮游乐，不问政事。孔颖达得知后，直接入宫觐见太子，引用《礼记》中君主节用爱民的礼制，规劝储君削减奢靡用度，体恤百姓徭役赋税，身为国之储贰，应当修身简朴，效仿先帝勤俭治国。李承乾心中不悦，嘴上敷衍应承，转头依旧我行我素。
东宫乳母劝说孔颖达：“太子如今已是储君，身边之人都顺着他的心意，先生何苦屡次冲撞，惹太子记恨，对自身并无益处。”孔颖达正色回答：“我受朝廷重托教导太子，看见过失不劝谏，便是辜负陛下托付，一身荣辱事小，江山社稷教化事大，即便太子怨恨，我也不能闭口不言。”此后劝谏更加频繁，可惜李承乾早已听不进忠言，最终走上谋逆之路，贞观十七年，李承乾谋反事泄，被废黜太子之位。
太子谋反大案震动朝野，大量东宫僚属牵连获罪，不少曾经教导太子的官员遭到贬谪、惩处。朝中有人借机弹劾孔颖达，称他身为多年东宫右庶子，未能规劝太子走上正途，应当一同治罪。唐太宗却心中清楚真相，当众为孔颖达辩解：“孔颖达每见太子过错，必直言极谏，前后数十次上疏规劝，忠直之心朝野皆知。李承乾一意孤行，并非儒师未尽教导之责，不可牵连加罪。”非但没有惩处，反而额外赏赐丝绢百匹，嘉奖他直言敢谏的品格。
同年，唐太宗下诏绘制功臣画像于凌烟阁，二十四位开国功勋名留青史，皆为沙场名将、开国谋臣。太宗特意下旨，额外增补孔颖达画像悬挂凌烟阁，成为少数无赫赫战功、纯粹依靠文治成就跻身凌烟阁的文臣。画像旁御书赞词，称颂他贯通古今经义、文辞出众，以儒学辅佐贞观盛世，与开国元勋共享万世荣光，这份殊荣，初唐儒生之中仅此一人。
步入暮年，孔颖达看淡功名利禄，家中不蓄珍宝，不置豪宅田产，平日里唯一爱好便是整理一生校勘的经籍手稿，教导子孙治学。他传承孔氏家学，教育后代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通晓经书、修身正直。长子孔惠元承袭家学，后来官至国子监司业；孙子孔立言任礼部郎中，孔昚言出任黄州刺史，祖孙三代相继执掌国子监相关文教职务，时人传为美谈，称赞孔氏文脉代代不绝。
贞观十八年之后，孔颖达常年饱受眼疾、咳喘病痛折磨，行动日渐迟缓，极少再参与朝会，太宗时常派遣御医上门诊治，多次赏赐药材、米粮，每逢重大节日，必定派遣内侍登门慰问，询问起居身体状况。即便病痛缠身，只要太宗有经书礼制疑问派人登门请教，他都会强撑病榻，逐条细致作答，不肯辜负帝王信任。
贞观二十二年，公元六百四十八年，七十五岁的孔颖达在家中安详离世。一生横跨北齐、隋、唐三朝，从冀州神童到洛阳论经魁首，从乱世隐士到秦府学士，再到国子监祭酒、凌烟阁文臣，以一部《五经正义》奠定千年经学根基，走完波澜壮阔、以儒立身的完整一生。
唐太宗听闻死讯，悲痛不已，当即下旨辍朝一日，满朝文武为之哀悼，追赠孔颖达太常卿，赐予谥号“宪”，谥法之中，“宪”代表博文多能、中正守直，精准概括他一生治学、为官品格。同时下达特殊恩典，准许孔颖达陪葬昭陵——唐太宗专属陵墓，能陪葬昭陵者，皆是朝廷顶级功臣，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魏征、尉迟敬德、程咬金等开国名臣皆葬于此，一介文儒获此殊荣，是古代文人能够得到的最高身后哀荣。
下葬之日，朝廷派遣官员主持葬礼，赏赐大量丧葬器物，京中文武百官、国子监数千生徒自发前往送葬，沿路儒生痛哭，感念他统一经学、教化天下的恩德。
孔颖达墓坐落于衡水故土，后世历代官府多次修缮，常年有儒生前往祭拜，纪念这位一统南北经学的万世经师。
自贞观之后，历代王朝皆尊崇孔颖达，各地孔庙、文庙配享其牌位，与历代名儒一同接受读书人祭拜。衡水故里建立祠庙，历代地方官府定期祭祀；后世编撰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直接将《五经正义》完整收录，成为儒家核心典籍，流传至今。时至今日，高校中文系、历史系、哲学系研究汉唐经学，《五经正义》依旧是绕不开的核心原始文献，孔颖达的治学成果，依旧滋养当代传统文化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