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5章 高士廉：北齐遗脉，贞观良相
大唐贞观十七年，太宗李世民于太极宫凌烟阁设功臣画像，二十四位随他定天下、治盛世的文臣武将分列其间。
世人目光多聚焦于位列第一的长孙无忌、谋略无双的房玄龄杜如晦、沙场无敌的李靖尉迟恭，却常常忽略排在第六位的高士廉。
公元575年，渤海蓨县（今河北景县）高府迎来一名男婴，家主北齐乐安王高劢为他取名高俭，字士廉，往后数十年，世人皆以士廉相称，本名反倒少有人提及。
渤海高氏是北朝顶级名门，家世底蕴足以碾压同期绝大多数世家。高士廉的曾祖父高飞雀，后魏时期战功卓着，死后追封太尉；祖父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堂弟，一路做到侍中、左仆射、太尉，封清河王，是北齐开国核心重臣，手握军政大权；父亲高劢承袭家族荣光，北齐官至尚书左仆射，封乐安王，北齐覆灭后归顺北周，隋朝建立后接连出任扬、楚、光、洮四州刺史，文武双全，在南北士族圈子里声望极高。
生于这样世代公卿的皇族之家，高士廉自小赢在起跑线。史书形容他“敏惠有度量，状貌若画，观书一见辄诵，敏于占对”，简单二十字，勾勒出完美贵公子形象：聪慧通透、心胸开阔，容貌俊美如同画卷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与人应答从容机敏，没有寻常世家子弟的傲慢纨绔气。
孩童时期，家中藏书万卷，父辈往来皆是北朝文坛、政坛名流，高士廉日日浸淫文史，不热衷斗鸡走马、宴饮游乐，反倒偏爱静坐读书，钻研礼仪、史书、谱牒之学，这也为他日后执掌吏部、修订《氏族志》埋下伏笔。少年时期的他，结识了两位当时名动天下的文坛前辈——隋司隶大夫薛道衡、起居舍人崔祖浚。二人见高士廉谈吐见识远超同龄人，丝毫没有世家子弟的浮躁，主动放下身段，与十几岁的高士廉结为忘年之交。有两位高官文人背书，高士廉的名声迅速传遍长安公卿圈子，不少权贵主动登门结交，想拉拢这位潜力无限的北齐王孙。
可高士廉却生出别样顾虑。北齐早已亡国，自己是前朝宗室，虽父辈在隋朝为官，可朝野间始终存在对北齐旧贵族的猜忌。频繁与权贵往来，极易被扣上“前朝余党勾结朝臣”的罪名，招来无妄之灾。深思熟虑后，他做出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：辞官归隐，搬去终南山脚下闭门度日，谢绝一切宾客往来，只留两三仆从打理院落，每日以读书、耕种消磨时光。
终南山隐居岁月，是高士廉人生难得的清闲时光。远离朝堂纷争，他放下世家子弟的身段，亲自打理菜园，研读民间杂记、各地风土，不再局限于宫廷典籍。也正是这段远离权贵的隐居生活，磨去了他与生俱来的世家傲气，让他学会平视底层百姓，看懂世间民生疾苦，这份共情能力，后来在治理巴蜀、安抚岭南时发挥了极大作用。
隐居数年后，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专程前往终南山拜访，苦口婆心劝说高士廉出山入仕。高孝基识人眼光独到，一眼断定高士廉绝非久居山野之人，埋没乡野太过可惜。几番劝说之下，高士廉终于松口，于隋文帝仁寿年间参加科举，一举拿下文才甲科，正式踏入隋朝官场，被授予治礼郎一职。
治礼郎官阶不高，主要掌管宫廷各类礼仪、祭祀、朝会流程，看似清闲琐碎，却极其考验学识、心性与分寸。恰好高士廉自幼精通礼制，做事细致沉稳，在这个岗位上做得游刃有余，各类典礼安排条理分明，从未出过纰漏，连隋文帝身边的近臣都对他多有称赞。
彼时的高士廉以为，自己只需安分守己，便能安稳度过仕途，却万万想不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，即将将他抛往万里之外的蛮荒岭南，开启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。
高士廉在长安安稳为官期间，家中发生一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事：他的亲妹妹，嫁给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，生下一子长孙无忌、一女长孙氏。长孙晟是隋朝顶级外交名将，常年出使突厥，谋略过人，本是门当户对的良缘，可大业五年，长孙晟骤然病逝，家中局势瞬间崩塌。
长孙晟一生两任妻子，高士廉妹妹是继室，长孙无忌、长孙皇后是她所生；原配夫人留下长子长孙安业、次子长孙安世。长孙晟在世时，安业尚且收敛心性，父亲一死，他便暴露刻薄自私的本性，认定继母与异母弟妹分走自家产业，毫不留情，直接将高士廉的妹妹、年幼的长孙无忌与长孙氏赶出长孙府，三人身无长物，走投无路，只能投奔唯一的亲人高士廉。
听闻妹妹一家被驱赶，高士廉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腾出自家宅院最好的院落安置三人，衣食住行全部亲自安排，待外甥、甥女如同亲生子女。彼时长孙无忌年仅十几岁，长孙氏更是稚龄孩童，高士廉亲自教导二人读书习字，传授经史礼仪，时时宽慰妹妹丧夫的悲痛，偌大高府，成了长孙兄妹唯一的避风港。
相处之间，高士廉清晰看出两个孩子的过人之处：长孙无忌聪慧善谋，心思缜密，天生具备从政之才；外甥女长孙氏温柔端庄、知书达理，心性坚韧，有寻常女子没有的格局远见。彼时李家次子李世民年少有为，时常出入长安权贵圈子，一次偶然相见，高士廉仔细观察李世民言行举止，断定此人绝非池中之物，日后必定成就大业。
彼时李渊一家尚未起兵，李世民还只是隋朝普通贵族子弟，可高士廉眼光毒辣，不顾旁人不解，主动登门拜访李家，极力撮合，将自己一手抚养长大的甥女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，也就是后来的文德顺圣皇后。
这门婚事，是初唐最重要的姻缘之一。往后数十年，长孙皇后成为李世民一生最信任的伴侣，对内稳定后宫、规劝帝王，对外调和朝臣矛盾；长孙无忌成为李世民第一心腹，文武朝堂举足轻重。而这份良缘的牵线人，正是高士廉。李世民自娶长孙氏后，内心始终感念这位舅舅的恩德，二人郎舅情谊，远超普通外戚与帝王的关系，哪怕后来高士廉流放岭南、分隔千里，李世民也始终记挂这份恩情。
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，灭顶之灾骤然降临。大业九年，隋炀帝发动第二次辽东之战，兵部尚书斛斯政因战事失利，畏罪逃亡高句丽。高士廉早年与斛斯政交好，有诗文往来，朝堂清算斛斯政党羽时，他被牵连治罪，贬官至交趾朱鸢县担任主簿。朱鸢地处如今越南北部，隋朝时期属于极致蛮荒之地，瘴气弥漫、毒虫遍地，中原人去往此处，十有八九染病身亡，是朝廷流放重犯的去处。
接到贬谪诏令，高士廉第一时间忧心两件事：一是家中年迈老母，根本无法承受岭南湿热瘴气，断然不能随行；二是妹妹、长孙兄妹尚且依靠自己庇护，若是自己远赴南疆，三人失去依靠，再度陷入绝境。两难之下，他做出一个令人动容的安排。
他先变卖自家宽敞豪华的大宅，低价购入一处狭小安稳的小院，留给妹妹、老母与妻儿居住，将卖房剩余钱财全部留下，保障一家人衣食无忧；又嘱咐妻子鲜于氏留在长安，日夜侍奉婆婆，悉心照料妹妹与两个外甥，家中大小事务全权托付妻子，千叮咛万嘱咐，万万不可委屈家人。安顿好一切，他孤身一人，轻装南下，踏上去往岭南的漫漫长路，前路未知，心中满是牵挂北方亲人的愁苦。
千里南下之路，道阻且长。彼时隋朝天下已经乱象丛生，各地起义军四起，官道断绝、盗匪横行，高士廉一路躲避战乱，跋涉数月才抵达朱鸢县。刚到任没多久，中原彻底大乱，长安与岭南之间音讯完全隔绝，书信无法往来，高士廉彻底与家人失去联系，困在南疆孤岛，日夜思念母亲与妹妹，常常彻夜难眠。
一日白日办公疲惫，高士廉伏案小憩，梦中清晰见到母亲坐在家中，与自己闲话家常，一如往日承欢膝下。梦醒之后，他泪流不止，满心惶恐，担心母亲身体出了意外。谁知仅仅隔了一天，便有北方商旅辗转抵达交趾，带来母亲平安无恙的消息。此事传遍交趾官民，人人都说高士廉孝心至诚，连上天都有所感应，以此安抚他的思念之心。
交趾太守丘和久闻高士廉才名，知晓他出身名门、通晓政务，又见识过人，不愿埋没人才，破格提拔他为司法书佐，全权掌管交趾地方司法案件。身处蛮荒小县，高士廉从未自怨自艾，反而加倍勤勉。当地律法混乱，豪强欺压平民，积压数十年冤狱无人审理，他逐一翻阅卷宗，实地走访村落，秉公断案，不偏袒土着豪强，也不欺压中原流民，短短一年，交趾吏治焕然一新，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。
安稳治理交趾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，战乱蔓延至南疆。钦州俚族首领宁长真拥兵数万，趁天下大乱割据一方，率领大军水陆并进，攻打交趾城。敌军兵势浩大，城中守军数量稀少，太守丘和心生恐惧，打算大开城门出城投降，保全城内官吏性命。
危急关头，高士廉立刻上前劝阻，条理清晰分析战局：“宁长真兵马虽多，却是孤军长途远征，粮草补给难以维系，士兵远离故土，军心不稳，根本无法持久作战；我们城内尚有可用兵卒，城池坚固，凭城固守，再主动出城突袭，定能大破敌军，何必束手就擒，受人摆布？”
丘和冷静思索后，采纳高士廉的计策，任命他为行军司马，全权统领守城兵马。高士廉临危不乱，划分兵卒守城，挑选精锐组建突击队，水陆两路同时出击，趁着敌军立足未稳发起猛攻。宁长真大军猝不及防，全线溃败，士卒死伤无数，宁长真仅孤身一人仓皇逃窜，麾下部众尽数投降。经此一战，交趾全境安稳，周边南疆部落再也不敢轻易来犯，高士廉以一介文臣之身，守住了千里南疆土地。
此后数年，高士廉辅佐丘和镇守交趾，安抚各族百姓，推广中原农耕、礼教，缓和汉人与土着俚族、獠族的矛盾，岭南边境维持数年太平。他身在南疆，却始终关注中原局势，暗中派人打探长安、洛阳消息，听闻李渊建立唐朝、李世民平定各路割据势力，心中早已生出归顺大唐的念头。
武德四年，大唐名将李孝恭、李靖率军平定江南萧铣势力，唐军顺势南下招抚岭南各州。武德五年，高士廉劝说丘和举交趾全境归附李唐，二人一同前往长安觐见唐高祖李渊。漂泊岭南八年，受尽瘴气、战乱、思乡之苦的高士廉，终于得以重回关中，与阔别多年的母亲、妹妹、长孙无忌兄妹团聚，分隔千里的一家人，终于再度团圆。
归唐之后，秦王李世民兼任雍州牧，知晓高士廉归来，又清楚他是妻子长孙氏的亲舅，兼具才略、名望，立刻向唐高祖举荐，任命高士廉为雍州治中，辅佐自己处理雍州全部政务。
彼时大唐初立，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储位之争愈演愈烈，朝堂分为两派，东宫集团与秦王府矛盾水火不容，冲突一触即发。长孙无忌常年追随李世民征战，是秦王府核心谋臣，时常与舅舅高士廉私下商议局势。高士廉历经四朝，看透皇权争斗的残酷，清楚若是李世民被动退让，最终只会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，因此坚定站在秦王一侧，日夜与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侯君集等人秘密谋划，劝说李世民主动出手，铲除东宫与齐王李元吉势力。
高士廉虽无沙场征战经验，却擅长统筹后方、收拢人心，在整个政变计划里，承担至关重要的后勤控场任务。武德九年六月初四，玄武门事变正式爆发，李世民带领尉迟恭、长孙无忌等武将前往玄武门伏击李建成、李元吉，长安城内部兵力空虚，东宫、齐府数千卫士随时可能冲入皇宫、秦王府报复，后方一旦失守，前线所有谋划都会化为泡影。
就在此刻，高士廉拿出早已筹备好的方案，亲自带领雍州府衙全体官吏，奔赴长安监狱，将所有在押囚徒全部释放，分发盔甲、兵器，临时组建一支武装队伍，亲自带队赶往芳林门驻守。芳林门是皇宫北侧关键门户，控制此处，便能阻挡东宫援兵入宫，隔绝内外联系，牢牢稳住长安城后方局势，为李世民在玄武门的作战争取充足时间。
史书寥寥数笔记录这件事，看似简单，实则风险滔天。私自释放囚徒、武装罪犯，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株连九族的重罪，一旦政变失败，高士廉家族上下无一能够活命。可他没有半分迟疑，临危受命，以身家性命为赌注，守住皇宫北大门，彻底切断东宫内外支援，是玄武门之变能够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。
事变结束，李建成、李元吉身死，唐高祖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。大局已定，李世民论功行赏，拜高士廉为太子右庶子，留在东宫辅佐自己处理朝政，大小国策，时常询问他的意见。贞观元年，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，即刻提拔高士廉为侍中，掌管门下省，参与朝廷最高决策，封义兴郡公，赏赐九百户实封，风光无限。
高士廉仪表端庄，谈吐文雅，每次朝堂进言劝谏，言辞温和却切中要害，文武百官都十分敬重，但凡他有所奏请，满朝文武都会凝神倾听。可伴君之路从无一帆风顺，不久后，一件小事，让高士廉被贬出京城。
当时黄门侍郎王珪有一份密奏，托付高士廉转交给唐太宗。高士廉看完密奏内容，认为时机不妥，便暂时压下奏折，没有及时上报。太宗得知此事，认为高士廉擅自截留朝臣密疏，有损朝堂言路通畅，虽无恶意，仍将他贬为安州都督，不久后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前往蜀地治理西南，远离长安朝堂中心。
骤然被贬外放，换做其他权贵外戚，难免心生怨怼，可高士廉毫无怨言，收拾行装即刻前往益州上任，反倒把这次外放，做成了造福一方百姓的政绩，在巴蜀之地留下千古美名。
抵达益州后，高士廉第一件事便是走访民间，体察蜀地风土民情。当时巴蜀地域民俗浅薄落后，百姓普遍畏惧鬼神、厌恶病患，家中父母病重垂危，子女不愿近身照料，只用木棍挑着饭菜，远远放在屋外，隔空喂食，全然不顾至亲病痛，孝道沦丧；同时当地好勇斗狠，邻里极小矛盾便聚众斗殴，偷盗、祭祀巫蛊之事层出不穷，教化长期缺失。
见此乱象，高士廉没有简单颁布严苛法令强行约束，而是因地制宜，温和教化。他下令各州县官吏下乡宣讲孝道伦理，设立乡学，向百姓宣讲侍奉父母、友爱邻里的道理；同时出台规定，但凡家中亲人患病子女拒不照料者，予以劝诫惩处。日复一日引导规劝，短短两三年时间，巴蜀陋习彻底改观，百姓主动照料患病长辈，孝悌之风遍布城乡，民间斗殴、巫蛊之事大幅减少，当地风俗焕然一新。
民生层面，他延续早年在岭南务实理政的风格，大力兴修水利。秦代李冰修建都江堰，疏通汶江水道，造福蜀地千年，可时至唐初，部分渠道淤塞，灌溉范围缩减。高士廉调集民夫，深挖拓宽旧有水渠，新开支流，扩大农田灌溉面积，平原万顷良田不再惧怕干旱，粮食产量连年上涨，百姓收成翻倍，家家户户丰衣足食。
文化教育更是高士廉治理蜀地的重中之重。他划拨官府银两，修缮各地荒废学堂，广招饱读诗书的儒生入驻讲学，鼓励城中、乡村子弟入学读书；闲暇之时，他亲自组织文人诗会，汇聚蜀中才子切磋诗文，推动巴蜀文风兴盛。原本文化沉寂的西南之地，读书求学成为风气，不少寒门学子通过读书走入仕途，蜀地文脉自此再度兴盛。
除此之外，高士廉尊重山野隐逸之士，气度广为流传。当时蜀地有一位隐士朱桃椎，淡泊名利，隐居山中，不与世人往来，常年编织草鞋放在路边，百姓放下米粮自行取鞋，二人从不见面，当地百姓都将他视作世外高人。以往历任益州长官，大多轻视隐居之人，无人愿意登门拜访。高士廉听闻朱桃椎事迹，特意备好厚礼，亲自前往山中登门求见，放低身段与之交谈。朱桃椎性情孤僻，全程一言不发，直视高士廉后转身走入山林。
即便遭到冷遇，高士廉也毫不介怀，此后时常派人送去衣物、粮食，派人慰问起居，从不打扰隐士清净。此事传遍整个蜀地，百姓、官吏纷纷感叹高士廉礼贤下士、胸襟宽广，成为蜀中代代流传的美谈。
在益州数年，高士廉政绩斐然，吏治、民生、教化、水利全方位革新，西南边境安定祥和。贞观五年，唐太宗念及高士廉才干，下旨将他调回长安，升任吏部尚书，晋封许国公，额外赏赐一子县公爵位，重回大唐权力核心。
回到长安担任吏部尚书，是高士廉政治生涯最重要的阶段之一。吏部掌管全国官员选拔、升迁、考核，职权重大，极易滋生徇私舞弊、结党营私的乱象，可高士廉任职期间，做到公允无私，朝野无人质疑。
史书评价他“奖鉴人伦，雅谙姓氏，凡所署用，莫不人地俱允”。一方面，他识人眼光精准，善于分辨人才品性、能力，不因出身门第偏袒；另一方面，他自幼钻研谱牒世系，熟悉天下各大世家源流，选拔官员时兼顾才干与家世平衡，寒门有才者予以提拔，世家有德者合理任用，每一次官员任免，都让文武百官心服口服，没有半句非议。
贞观九年，唐高祖李渊驾崩，朝廷筹备皇陵丧葬大典，礼制流程繁杂，责任重大。太宗特意委任高士廉代理司空，全权负责高祖山陵全部规制、祭祀礼仪。高士廉精通历代礼法，周密安排所有流程，丧葬大典庄重有序，没有丝毫疏漏，典礼结束后，太宗加封他特进、上柱国，给予极高荣誉。
彼时朝堂存在一桩困扰唐太宗许久的顽疾：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老牌士族，虽历经战乱，家族势力早已衰败，手中没有实权，却依旧自持数百年门第高贵，极度轻视皇室、寒门官员。士族之间婚嫁，漫天索要高额聘礼，如同买卖儿女，将婚姻视作敛财工具；朝堂之上，山东旧士族官员互相抱团，私下鄙夷李唐皇室出身，太宗对此深恶痛绝，认定这种风气严重损伤礼教、动摇皇权根基。
为彻底扭转门第歪风，重塑天下等级秩序，太宗下诏，命高士廉牵头，联合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，收集天下所有世家谱牒，对照正史核查真伪，区分忠良与奸恶门第，重新划分天下士族等级，编撰一部全新典籍《氏族志》。
领下皇命后，高士廉耗费数年时间，走遍各州调取族谱，考证数百年世家兴衰，整合两百九十三姓、一千六百五十一家，初步划分为九等门第，完成初稿进呈太宗。可初稿之中，山东崔氏依旧位列天下第一等，皇室李氏仅排在第二，太宗看完十分不满，直言点出问题核心：
“朕平定四海，天下一统，如今朝堂百官，无论出身寒门还是世家，皆为朕所用。崔、卢这类旧士族早已衰落，无官无权，却仗着旧日虚名抬高自己，婚嫁敛财，世人偏偏追捧他们，朕实在无法理解。如今修订《氏族志》，不必看重旧日门第，应以当朝官爵高低划分等级，皇室宗室定为第一，外戚次之，山东旧士族必须降级！”
高士廉听完太宗旨意，立刻带领编撰团队重新修订，严格按照当朝功勋、官品排序：李唐皇室宗族列为第一等，太宗外戚长孙氏、高氏列为第二等，原先高居榜首的山东崔、卢、郑、李尽数降为第三等，寒门功勋官员依据官职提升门第等级。
全新百卷《氏族志》定稿颁布天下，一举打破魏晋南北朝以来近四百年“以旧门第定高低”的固化格局。从此衡量身份地位的标准，从“祖上是谁”转变为“当朝立有何等功勋、身居何等官职”，极大削弱山东老牌士族的社会特权，抬高皇室与寒门功臣地位，巩固大唐中央皇权，重塑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，为贞观年间寒门人才源源不断入朝为官扫清巨大阻碍。这部典籍，成为高士廉留给大唐最重要的文化、政治遗产，影响后世数百年门第制度。
完成《氏族志》编撰后，高士廉升任尚书右仆射，正式拜相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跻身大唐最高宰辅行列，每日与房玄龄、魏征等人一同辅佐太宗处理全国政务，大小国策多有建树。
身居宰相高位，手握选拔百官、参与国策的大权，高士廉始终保持低调谨慎。所有给太宗的上书、谏言，呈递之后立刻亲手焚毁草稿，家中子女、仆从从未见过他的奏疏内容，朝堂建言、君臣对话从不向外泄露半分，杜绝内外勾结、私下散播朝堂言论的隐患。他待人宽厚温和，即便官员与自己政见相悖，也不会打压排挤，凡事以大局为重，朝堂上下，无论文臣武将，都称赞他是公允宽厚的宰相典范。
贞观十七年，太宗感念追随自己打天下、治盛世的功臣，下令阎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悬挂凌烟阁，按功勋、亲厚、贡献综合排序，高士廉位列第六，仅次于长孙无忌、李孝恭、杜如晦、魏征、房玄龄，远超李靖、尉迟恭等战功赫赫的名将，足以见得太宗心中他的分量。
彼时高士廉年过六十，常年操劳政务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时常患病，太宗时常派遣御医前往府邸诊治，赏赐名贵药材、滋补食材，但凡民间有珍稀补品，必先赏赐给高士廉。闲暇之时，太宗时常召他入宫闲谈，不谈朝堂政务，只叙两家亲情，追忆早年高士廉收留长孙兄妹、促成姻缘的旧事，二人相处如同寻常家人，没有帝王与臣子的森严隔阂。
贞观二十年之后，高士廉病情加重，常年卧病在床，难以正常入朝议事，太宗多次亲临高府探望。贞观二十一年正月，高士廉病危，太宗准备即刻动身前往府邸探视，百官纷纷上前劝阻：陛下万金之躯，不宜频繁出入臣子私宅，况且高士廉病重，陛下前去容易沾染病患之气。
太宗却摇头反驳：“士廉既是朝中重臣，亦是朕的至亲长辈，早年若无他，朕便娶不到长孙皇后，没有今日的盛世基业。如今他时日无多，朕岂能不去见最后一面？”说罢执意动身。长孙无忌当时正在宫中，急忙跪在太宗马前，痛哭叩首，转述舅舅高士廉遗言，反复恳求陛下不必亲自登门，不愿帝王为自己操劳。僵持许久，太宗才勉强停下脚步，折返皇宫，站在宫中东苑，面向高府方向痛哭良久，满朝官员无不动容。
没过多久，高士廉在家中病逝，享年七十二岁。噩耗传入宫中，太宗痛哭不止，下令辍朝三日，追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赐谥号“文献”，按最高规格陪葬太宗昭陵，给予臣子顶级哀荣。
下葬当日，灵柩队伍途经长安横桥，太宗登上城楼西北高楼，望着送葬队伍远去，再度放声大哭，以此送别相伴半生的舅父与重臣。恰逢寒食节，太宗专门派遣宫中女官，携带丰盛祭品前往高府祭奠，并且亲自提笔撰写悼念碑文，一字一句饱含惋惜悲痛。
后来唐高宗李治登基，感念高士廉当年辅佐太宗、扶持后宫的恩德，再度追赠太尉，下旨将高士廉牌位迁入太宗太庙，配享宗庙，后世帝王四季祭祀，这份殊荣，初唐外戚之中仅有他一人享有。
高士廉育有二子，长子高履行，次子高真行，二人皆承袭家风，早年仕途顺遂，却因长孙无忌后期获罪，家族遭遇波折。
长子高履行，凭借父亲功勋与外戚身份，迎娶唐太宗之女东阳公主，官至户部尚书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继承父亲治理蜀地的经验，为官清廉谨慎，颇有政绩。永徽年间，长孙无忌遭武则天、许敬宗构陷谋反，全族获罪，高履行因是长孙无忌表弟，受到牵连，贬官外放，远迁洪州，数年之后病逝于任上。
次子高真行，曾任户部侍郎，性格刚烈，行事极端。其子高岐担任东宫太子府官吏，卷入章怀太子李贤谋反案件，被押回高家。高真行畏惧株连全族，为表忠心，亲手持刀刺杀亲生儿子，此举太过残酷冷血，遭到朝野非议，唐高宗厌恶他残忍无情，将其贬官，流放岭南，最终卒于蛮荒之地。
两个儿子结局算不上圆满，根源在于长孙无忌一案的朝堂风波，并非高士廉家风败坏。高士廉在世时，严格教导子女孝悌、清廉、公允，只可惜身处武后崛起的复杂朝堂，家族身兼外戚身份，难以躲过皇权争斗的波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