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5章 医者仁心,重拾被玷污的初心

    侯主任案查处后的第三天,追回的第一批赃款拨付到了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账户。

    江辰协调省卫健委、财政厅和医院财务科,用了一天时间完成了全部资金核查和清退方案的制定。

    他定下了一条硬规矩——所有被多收的药品差价,必须逐人逐笔计算清楚,在全院张榜公示,接受患者和家属监督。

    谁该退多少钱、哪一天哪一盒药多收了、多收的差价是多少、现在追回了多少——全部写得清清楚楚,贴在门诊大厅的公告栏上。

    公告栏前围满了人。

    有戴着老花镜的老人逐条核对自己的药费单,有拿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帮父母查看退款信息,还有不少人直接跑到缴费窗口前,拿着药费单子跟公示金额对比。

    一个年轻女人核对完自己母亲的账目后,发现能退回将近两万块,愣在原地好一会儿,然后捂着脸无声地哭了。

    “这两万块,是我妈去年一整年的退休金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清退款发放的那天,医院门诊大厅里排起了长队。

    江辰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患者来领钱。

    他站在大厅里,看着那些拿到退款的患者和家属——有的老人接到退款时手都在抖,小心翼翼地数了一遍又一遍;有的家属拿到钱后第一时间跑去药房,把之前因为嫌贵而一直没买的药买齐了;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拿到退款后,站在角落里低着头,肩膀一耸一耸的——他父亲两个月前刚去世,至死都没等到这笔退款。

    那个曾经扇了侯主任一耳光的中年男人也在队伍里。

    他拿到退款后,没有马上离开,而是走到大厅角落里,背对着人群站了很久。江辰走过去的时候,发现他正对着手机里一张老人的遗照发呆。

    遗照上的老人满头白发,笑容慈祥,和那个中年男人有着一模一样的眉眼。

    “你父亲?”江辰轻声问。

    “嗯。”中年男人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,“肺癌,去年年底走的。走的时候还在说,别再花钱了,把药停了,给孩子省点钱。我当时不知道那盒药多收了一百多块,我以为就是这个价,我还怪我爹不配合治疗。”

    他的手指在遗照上轻轻摩挲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后来才知道,那多收的一百多块,是有人从我爹的命里抢走的。”

    江辰沉默了很久,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你父亲的名字,会被写进这个案子的结案报告里。报告里会写明,这个案子中的每一位受害者,都不是一个数字。他们有名字,有面孔,有等着他们的家人。”

    中年男人抬起头,看着江辰,眼眶红得像要滴血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用力地点了一下头。

    清退工作全部结束的那天下午,江辰与省卫健委合作,推动建立了一套“阳光采购”机制。

    这套机制的核心内容有三项:第一,全省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采购信息,必须在统一的阳光采购平台上公示,采购价格、供应商信息、审批流程全部公开透明,任何人——包括患者、家属、媒体、纪检部门——都可以随时查看和监督;第二,药品采购价格实行全省统一定价,同一种药品在同一省份内的采购价必须一致,杜绝不同医院之间的价格差异;第三,建立“过度医疗”举报机制,患者对任何不必要的检查和药品都可以向医院纪检部门投诉,核实后全额退款,并对责任医生进行问责。

    这套机制推出后,省城各大医院的药品采购价在一周之内平均下降了40%以上。

    曾经被虚高定价的常用降压药,从每盒一百二十块降到了四十五块;曾经被翻了好几倍的医用纱布,从十二块一卷降到了两块五一卷;曾经高达十六万的人工关节,降到了四万以内。

    数字在下降,但有些东西在上升。

    门诊大厅里,取药窗口前的队伍依然很长,但每个人的脸上不再有那种如临大敌的焦虑。

    收费窗口前依然排着队,但越来越少的人会因为凑不够钱而把手里的处方单攥得发白。

    但江辰知道,仅仅靠制度和技术手段,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腐败的问题。制度的笼子扎得再紧,如果里面的人不想守规矩,总会找到钻空子的办法。

    真正需要改变的,是人心。

    药品回扣案结束后,江辰为医院的医务人员组织了一场座谈会。

    座谈会在医院的小礼堂举行,能容纳三百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。来的人有科室主任,有年轻住院医师,有护士长,也有刚入职不到一年的实习生。

    他们中的很多人,是第一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

    江辰坐在台上,没有念稿子,也没有展示数据。他只是简单地开了个场:“今天这个会,不是我做报告,是你们说话。你们心里有什么话,今天都可以说出来。无论多尖锐,无论多难听,我都听。”

    会场安静了片刻,然后有一个年轻医生举起了手。

    他看起来很年轻,大概不到三十岁,白大褂洗得有些旧了,袖口磨起了毛边。他站起来的时候,声音有些紧张,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格外用力。

    “江老师,我叫陈泽,是肿瘤科的住院医师。我想说的是——我们很多人,一开始不想收红包,不想多开药。我们考上医学院的时候,每个人都对着医学生誓言宣过誓:‘健康所系,性命相托。’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想当一个好医生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开始发颤。

    “但入职之后才发现,如果你不开那些不必要的药,你的绩效就完不成。如果你不收那些药代的‘学术赞助’,你就连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你不配合科室的‘用药指标’,你的职称评定就会被卡,你的收入就会少一大截。我们不是不想做好医生,是我们……在制度面前太渺小了。”

    他坐下去的时候,眼眶已经红了。

    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一个女护士长,四十多岁,脸上有常年熬夜留下的深深疲惫。

    “江老师,我在这个医院干了二十年。二十年前,我刚当护士的时候,发药、打针、护理,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让病人好起来。那时候我们科室有个规矩——谁开的药最少、治疗效果最好,谁就是最优秀的医生。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规矩变了——谁开的药最多、科室创收最高,谁才是‘优秀’。我们护士看着那些被多开药的患者,有的老人家拿药的时候手都在抖,因为他们付不起。可我们能做什么?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因为那套制度,已经在上面定好了。”

    她的声音很平静,但那种平静里压着一层很深很深的无奈。

    第三个站起来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,他是医院心内科的前任主任,退休后被返聘回来坐门诊。

    他站起来的时候,全场安静了——因为他是这家医院最老的那一批人,所有人都尊重他。

    “江辰同志,”老教授的声音苍老而有力,“我当了四十年医生。我们这一代人,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想,只想把病人治好。那时候没有绩效,没有创收指标,没有回扣——不是因为我们觉悟高,是因为那套东西根本就不存在。后来有了,一开始只是一点点——药代请吃顿饭,科室一起吃顿饭,大家觉得没什么。再后来变成了给点‘辛苦费’,大家也觉得没什么。再后来,越滚越大,大到你把那笔钱退回去,你就跟整个科室为敌了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,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。

    “我是个老党员了。这些年我看着这一切发生,我心里难受。可我老了,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。今天你来了,把这些蛀虫挖走了,把这套制度改了。我想说——谢谢你。谢谢你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临死之前,还能看到这个行业重新干净起来。”

    老教授说完之后,对着江辰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    江辰站起来,双手扶住老人的肩膀,同样深深地弯下腰去。

    “教授,不要谢我。该说谢谢的是我——谢谢您四十年来,从来没有忘记过当初宣过的誓言。谢谢您在这套烂透了的制度里,依然坚持给患者开最便宜的药,做最必要的检查。正是因为还有您这样的人在,这个行业才没有彻底烂透。”

    他直起身,转向全场的医务人员。

    “制度的笼子,我们来扎。阳光采购平台,我们来建。过度医疗的举报机制,我们来推动。但医者的初心,请你们守护。制度可以挡住贪婪的手,但制度挡不住一颗真正想救死扶伤的心。”

    “从今天起,你们不需要再被迫多开药。你们开的每一个处方,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你们做的每一个治疗决定,只需要对得起床边的患者。如果有人再逼你们多开药、多检查、多创收——你们来找我。我来替你挡住。”

    座谈会结束后,那位老教授走到江辰面前,握着他的手,久久不肯松开。

    “江辰同志,”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你刚才说的话,我听了四十年了。年轻的时候在医学院听过,后来在入党的时候听过,再后来……就越来越少了。今天又听到了。谢谢你,让我们重新相信,这个行业还有救。”

    江辰握着老人的手,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因为他在老人的眼睛里,看到了王铁山那双眼睛——那种在黑暗中烧了很久、快要燃尽但依然不灭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