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2章 袁文、袁文、袁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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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两人感情日深,已经渐渐从爱情变成了亲情。

    可是现在距离那一个清凉的四月黄昏,已经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了,袁文很久没再像那样,化成水贴在他胸口跟他说话了。

    巷口卖豆浆的摊子换了新老板,楼下那棵他俩一起种的无花果树,今年结的果子掉了一地,都没人捡。

    温政有时候下班回来,摸一摸玄关的换鞋凳,上面落的灰都薄了一层,才想起,她已经走了快半年了。

    他其实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,那些藏在争吵缝隙里的冷战,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,早就在他俩中间划开了一道看不见的口子,只是那时候他还攥着那点老经验,等着她像从前那样,自己化成水淌过来,可这次,他等了半年,那道口子越来越宽,连她的味道都快散干净了。

    她是在一个清晨忽然走的。

    枕头下的那把叫“兰”的短刀,换成了两个存折,是存在汇丰银行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美元。

    这是一笔巨款。

    金条在卧室柜子里,这些都是她留给孩子们的。

    没有留言,没有对任何人说,就在那一个清晨,她提着那个小皮箱,静静地走了出去,就如同她从来没有来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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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一年,由中国共产党提出,经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李杜等1779人签名,发表了《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》,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,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。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。

    这一年,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,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,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,退出中央根据地,进行长征,北上抗日。

    这是温政的至暗时刻。

    他不仅失去了袁文的身影,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。

    他孤独地潜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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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袁文走的那晚,温政对着那两个存折坐了一整夜,他摸着存折,也没摸出半句她留下的话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几年前她来的那个雨夜。

    那天是惊蛰,万物萌动,风雨如晦,蛰虫惊而出走。

    豆大的雨滴沿着屋檐落下,在地面石板上溅起一个个水花。隆隆的雷声中,间或有几道闪电,隆隆的雷声中,间或有几道闪电,照亮了“筱记永盛烧坊”的牌匾,然后又隐于无边的黑暗之中。

    一个脸色苍白、身上带血的女人从深不可测的雨夜中,鬼魅一样地冲了进来。

    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。他多么希望她没有来过。

    天快亮的时候,他把存折叠好,放进了保险柜里。

    巷口吹过来的风,很冷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她趴在他胸口说,自己化成了水,被他一把捞走,原来那时候的水,早已经悄悄流走了,他才明白过来,有些水,流走了就再也捞不回来了。

    他对着空出来的半边床铺出神,床还留着当初她化成水贴过来时,那种软乎乎的温度。

    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,巷口新老板的豆浆香飘进来,还是熟悉的甜香,可他闻着,只觉得空得慌。

    他起身拉开窗帘,阳光落进来。

    他终究还是没等到她那股化了的水淌回来,就像他终究没等到,那个太平的四月黄昏再回来。

    日子还得往下过,潜伏的路还得接着走,他把那点念想折好,藏进了保险柜最深处,跟那两个存折放在一起,系紧领扣,推开门融进了清晨的雾气里。

    他也试着去找她。

    猪太郎、影佑均很惊讶,他们都不知道袁文去了哪里。

    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如同她没有来的那么突然。

    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;

    我轻轻的招手,作别西天的云彩。

    那河畔的金柳,是夕阳中的新娘;

    波光里的艳影,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    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

    在康河的柔波里,我甘心做一条水草!

    那榆荫下的一潭,不是清泉,

    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,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

    寻梦?撑一支长篙,向青草更青处漫溯,

    满载一船星辉,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

    但我不能放歌,悄悄是别离的笙箫;

    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

    悄悄的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的来;

    我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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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洋枪队的队长,英国人查理·乔治·戈登,回国前,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,他说,现在中国会外语的人不受重视,这些人应该得到比会中国话的洋人更多的机会。

    中国要学会自强,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。

    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,则一日不可与外国轻开战端,因为北京离入海口太近,中国没有海防,洋军可长驱直入。

    戈登用3条建言,着重提醒清政府要加强对香港和澳门的重视程度,不要因为已被别国租借,就将其弃之如敝屣。

    中国需要设立电报,整顿海防,建立自己的水师,在他的建议中,最令人目惊心的一条是,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,旨当斩首,这是对朝中大臣“好空谈、尚清流”作风的回答,他最后说,中国人民耐劳易使,果能教练,当可转弱为强。

    李鸿章当时没想到,这些建议和预言,日后竟然被自己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。

    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,是赠言的第5条,“中国必为自强之计,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,务须逐渐兴办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条总的目标和纲领,中国要摆脱危机,必须要自立、要自强,必须摆脱对洋人的依赖。

    对于戈登提出的这个目标,大清的开明人士其实已经着手在做,方法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这也是往后三十年中国“洋务运动”的滥觞。

    在外交方面,戈登建议日后中国与外国商议条约,最好是在中国进行。理由是如果中国官员跑到国外和人家谈判,容易受人蒙骗,导致中国吃亏。

    这条建议,应该说还是比较切中要害。比如后来完颜崇厚在俄国订《里瓦几亚条约》,李鸿章赴日签《马关条约》、赴俄签《中俄密约》,都是吃了客场作战的亏,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。